车姓 囊萤堂车氏家乘全书
族谱疏解问答一 |
| 族谱疏解问答一
族谱上为什么安实公的“序”那么简短(见3页)?为什么明伟公完全没有“传”“赞”之类的文字(见6页)?为什么放斋公的“赞”那么没头没脑(见6页)?为什么两届族谱都没有提到做房子? 我是从对“新屋”的房子的兴趣开始阅读族谱《车氏家乘全书》的,因为“新屋”那房子的规模和气派让我感觉此中定有奥妙,我想知道这房子是什么人做的?做这样的房子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房子究竟是什么时候做的?我甚至还想知道做这房子的石材、木料是从哪里来的?等等,我希望到族谱里面能寻找到答案。 可是,族谱没有一个字提到做房子的事情和住房子的情况,哪怕是旁敲侧击的都没有。整个就像那房子早就立在那里一样,就像那房子与所有的人都没有一点关系一样,就像所有人的生活都与那房子没有一点关系一样。可是,房子那么气派,那么辉煌,包括大名鼎鼎的徽州在内,我还没有看到什么地方有那么大规模、够品位的房子的!因为实在太出众了,太超群了,无论什么人、什么时候做的,一定都是十分的不寻常的事情,照常理都是应该在族谱里面大书特书的,怎么就不着一字呢? 继续看族谱,新的疑问又产生了。作为关键人物的三兄弟,其中二房功名为“从九品”的明伟公,道光辛卯年四月十八日(1831.5.29)英年早逝,除了简单的生殁时间、安葬详址之外,再没有任何的传赞之类的文字。三房功名为“太学生”的放斋公的“赞”那么让人不知所云。更蹊跷的是,备受敬重的三兄弟的父亲,安实公,竟然也只有一个寥寥数语、欲言又止的“序”。创修族谱时,百揆公任樊城河工15年了,是那样的前呼后拥,一呼百应,正所谓人上之人,其本人有随从部下“邑庠生潔关孟公廉拜撰”的“序并赞”;一大家族再怎么说也可谓人丁兴旺,子孙满堂,人才济济,事业发达,百揆公兄弟父子可能会让乃父乃祖殁后如此寂寥吗?这太不可思议了。 道光二十五年(1845)车家人创修族谱。从族谱卷首的大序看得出来,百揆公等安实公的子孙发挥的是核心的作用。现在我们在族谱上面可以看到一个由“余半田作舟氏”给安实公写的简短的“序”,这个“序”中说道:“余先君与翁生同庚,居同里,相契厚,因命余与翁之次君结姻兄弟,得以耳熟芳踪。今尊府辑修家乘,因恭纪其略云。”这里“翁之次君”就是名伟公,由此可知,当时,百揆公他们请到了明伟公的“姻兄弟”(结拜兄弟)“余半田作舟氏”。 这个署名“余半田作舟氏”的“安翁姻庚伯序”很简短,且不像一篇自然写下来的文章,而像一篇长文章的避实就虚的裁接。短短的三百个字不到,安翁气质、生平经历、为人处事、令誉以及写作者与他的关系等等皆有所涉,空洞的赞誉竟然还是“完整”的,与写作者的关系是清楚的,其他重要的部分则全属高度概括,结体轻重倒置,文气很不顺畅。以百揆公兄弟父子的背景,请一个人给在南北商旅重镇襄樊成功开基创业的父祖在族谱上面写一点文字,不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另外,如果只为给安实公写一个简短的“序”,可找的人应该很多;如果早就决计不给名伟公写点儿什么,就应该绕过作为明伟公“姻兄弟”的这个“余半田作舟氏”才符合常理,没有道理找这个“余半田作舟氏”在不给“姻兄弟”本人写点儿什么的情况下而只给“姻庚伯”安实公写一个简短的“序”。 我的推测是:百揆公兄弟父子等找到“余半田作舟氏”给安实公写了正常的“传赞”之类的文字,也给名伟公写好了相关文稿;但后来,这个给安实公写好的“传赞”没有被照原稿完整采用,百揆公他们对原文稿作了大刀阔斧的裁剪拼接,删削掉了几乎全部触及具体事项的文字;而给名伟公写的相关文稿则完全没有被采用,撤稿了;裁接、删削和撤稿的原因是文稿中透露了车家人认为不适合写出来的内容;这些所谓的不适合写出来的内容就包括做房子以及与做房子有关系的事情。 三房的放斋公有一个“姻愚弟庠生銮坡王道坦拜撰”的“赞”,就这个“赞”的具体内容看,也显得很突兀,很莫明其妙。我的推测是原文稿一定有一个“序”在前面的,也给删了,只留下了“序”后面的“赞”,这样,“赞”才显得空洞无物、没头没脑了。那为什么要把“赞”前面的“序”给删了呢?可能还是“序”中写出了车家人认为不适合写出的内容;这个所谓的不适合写出的内容应该还是做房子以及与做房子有关系的事情。 长房的百揆公有“序并赞”,三房的放斋公有“赞”,那么,兄弟三人,健在的都有序赞,英年早逝的却什么都没有,这让人情何以堪!逝者是大哥的二弟,是三弟的二哥,又明明写着“从九品”啊!传说兄弟关系是很好的,其他一些事情也可以证明兄弟三人的关系一定真的很好。退一步讲,即使兄弟关系微妙,有矛盾,在那样的大家族氛围里,也只能够向外展示和睦,而决不至于如此毫不掩饰的把人走茶凉的一套公开的暴露出来让别人说长道短。这样,只能让后人在这里推测出现这样子的异乎寻常的事情必定是另有迫不得已的情由而与兄弟关系的好坏无关。 关于做房子的事情(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为什么要极力回避到如此不着一字的地步呢? 现在,根据道光辛卯岁(1831)明伟公四月十八日(1831.5.29)去世的情况,根据同年春上安实公向襄阳太守郑敦允建议防洪的情况,根据同年汛期后襄阳太守郑敦允将往后河防岁修的事情委任给安实公的情况,根据明伟公在三兄弟之外一个人买下余家港在南溪畈的田庄的经济实力情况,特别是根据车家“新屋”先做起的所谓“四重”房子的规模和用料的情况,等等,推测下来,明伟公殂死之前做的工作就该是安实公后来做的工作,即河工的工作。在那样的位置上,置下来那么宏伟的产业,做起来那么宏大的私宅,当然不好声张。特别是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车家创修族谱的时候,正是这个家族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当家的人不能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白字黑字那可不是好玩的。当然,这与当时的技术条件也有关系,联系不便,交通不便,不可能让文稿的作者及时进行必要的修改润饰,这样,就只能选择删削和放弃了。一切都显得谨小慎微,宁可缺漏,不敢造次。 咸丰三年(1853)春,百揆公从河工的位置上退了下来,由其三子应琼公子承父业;这之后,在前一次做好的堪称华堂大厦的旁边,扩建成就了今天所剩只能算残垣断壁但还能看出规模的高大堂皇的府第——新屋车的“新屋”。 光绪九年(1883)家族续修族谱。续修族谱的时候,二房的礼门公已是主事人之一,结果是一切仍付阙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创修族谱的时候是因为二房没有人能参与其事而才没有给明伟公写个传赞之类的文字的臆想不能成立。 礼门公为什么没有给自己的祖父明伟公补一个序赞之类的文字呢?他是一个贤明的乡下文人,以教授私塾为业,在族谱的卷首写了“大序”,所写的“大序”有非常高的格调,非常高的境界,而所言又非常的实在、得理,显得颇为通达,不像乃祖有在族谱里面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的样子。当时,离上一辈人不远,特别是长房的金坡公(也是续修族谱的董事之一)来往于襄樊和咸宁老家之间,很可能当时还有具体的说法在流传着,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这样,要不要补写传赞,就可以从容考虑了。 同时,续修族谱的时候,三房一定是自己的力量(关键人应该就是西池公继妣胡氏本人)找名人给西池公写来了大传(“现任安襄郧荆兵备道时雍愚弟唐协和顿首拜撰”)和小传(“前任安襄郧荆兵备道南皮愚弟张之渊顿首拜撰”),而也没有给放斋公另外再写什么。 这样,族谱上明伟公、放斋公的部分就都一仍其旧了。夐远的安实公也不在话下了。 族谱上面留下明显生硬的缺憾给后人,后人明白的,能看得出原委来;不明白的,也无需看出什么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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