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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姓 雨钱堂 【中华世系·熊氏宗谱】·上古-现代篇

释“熊”─兼论楚国发展历程及对中国统一的贡献

楚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过伟大的贡献。楚国最初的历史直溯入神话的云雾,古史谓楚为祝融之后,但远古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司马迁谓楚之先人在夏商曾为侯伯,其事固甚渺茫,但不会完全无据。《诗•商颂•殷武》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殷武》固是宋国之诗,但旧说谓祀殷高宗之作,可见殷商时代,荆楚即已为中原对抗。至“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始了楚国八百年基业的艰苦经营,古代史籍以周为正统,似乎楚只是周的属国,其实楚的历史,一开始就是与周同时发展的。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以为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于是诸侯强大,春秋之世,五霸迭兴,战国之时,七雄并起,楚只是五霸七雄之列,其实这种认识并不正确。早在西周时代,楚即自命“蛮夷”,与“中国”对立。《史记•周本纪》载“周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史记•三代世家表》:“昭王瑕南巡不返。不赴,讳之。”索隐:“昭王南伐楚,辛由靡右,涉汉中流而陨。”《初学记》卷七引《纪年》云:“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可见周昭王南巡,是周楚之间一场你死我活的南北战争,周昭王孤注一掷,结果以“丧六师”而惨败告终。周昭王这次失败,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三百多年之后,齐桓公伐楚,仍以“昭王南巡而不复”作为借口。《国语•周语上》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韦昭注:“南国,江汉之间也。”宣王丧南国之师,史略焉不详。(韦昭谓指宣王三十九年败于姜氏之戎,非是,败于姜氏之戎,不能称谓丧南国之师,何况韦昭自己又注南国指江汉之间。)但宣王败于南国,其言甚明,宣王上距昭王约两个世纪。可见在西周时代,周楚长期对立,并多次发生大规模战争,而且胜利者常是楚国而不是自命“天子”的周王。《史记•楚世家》载楚熊渠当周夷王之时曾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勾洜樜亠梻樅回梻樀旦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其时楚国疆土已相当广阔。尽管熊渠后来取消了诸子的封号,但他这一行动实在“僭越”得令人费解。“王”是周室的至尊,他怎敢如此藐视,竟然立自己的诸子为王!熊渠十一传至熊通,要求周室尊他为王。乃曰:“我蛮夷也,令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今诸侯”无疑不包括楚自身。这话的意思是,我是蛮夷,与周室本非一家,你周室诸侯相侵相杀,你已无力治理,必须我来“观”中国之政,“请”尊我为王。“观”字很值得玩味。观者,视也。后世“视事”即处理事务,所以他要来“观”政,决不是来看看而已。周平王不听,熊通乃自称楚武王。武王以后,楚国进一步成为中原各国的威胁。《左传》桓公二年(前710)载“蔡侯邓伯会于邓,始惧楚也。”这一记载,写出了中原各国的恐惧心情。事实上自此之后,楚国不断北进,曾几何时,蔡邓一带的小国即尽为楚所吞并。
            二
    楚在西周时代,就有如此之大的势力,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这里我尝试对楚史中一个重要的词“熊”进行新的解释,来说明楚在西周时代的地位。为了探讨的方便,我把《史记•楚世家》中楚国世系摘录如下:
      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  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火正,命曰祝融。[后重黎  被诛],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季连,芈  姓,楚其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
      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周文王,早卒,其子  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封于蛮夷,姓芈氏,居丹阳。
      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泿黑旦,熊泿黑旦生熊胜。
     熊胜以弟熊杨为后。熊杨生熊渠。
      熊渠后为熊毋康,毋康早死,子熊挚红立。
      熊红卒,其弟弑而代之,曰熊延。
      熊延生熊勇。
      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后。
      熊严十年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
      熊霜六年卒,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
      熊徇卒,子熊鄂立。
      熊鄂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
      若敖二十七年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
      霄敖六年卒,子熊泿目旬立,是为泿虫分冒。
      泿虫分冒十七年卒,泿虫分冒弟熊通杀泿虫分冒子而代立,  是为楚武王。
      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
      文王十三年卒,子熊 立,是为庄敖。
      庄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杀庄敖,  是为成王。
      成王四十六年卒,太子商臣代立,是为穆王。
      穆王十二年卒,子庄王侣立。
      庄王二十三年卒,子共王审立。
      共王三十一年卒,子康王昭立。
      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员立,是为郏敖。
      郏敖四年,康王弟公子围弑王自立,是为灵王。
      灵王十二年卒,康王弟子比立为王。。
      [子比自杀后]康王弟弃疾立为王,改名熊居,是为  平王。
      平王十三年卒,太子熊轸立,是为昭王。
      昭王二十七年卒,子章立,是为惠王。
      惠王五十七年卒,子简王中立。
      简王二十四年卒,子声王当立。
      声王六年,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立。
      悼王二十一年卒,子肃王庄立。
      肃王十一年卒,立其弟熊良夫,是为宣王。
      宣王三十年卒,子威王熊商立。
      威王十一年卒,子怀王熊槐立。
      [怀王三十年受欺于秦],太子横立,是为顷襄王。
      顷襄王三十六年,太子熊元立。是为楚考烈王。
      考烈王二十五年卒,子幽王悍立。
      幽王十年卒,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
      哀王立二月馀,哀王庶兄负刍之徒杀哀王而立负刍。  负刍五年,灭于秦。
    从以上世系可知,楚国君自称“熊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司马贞索隐:“楚,芈姓,粥熊之后,因氏熊。”索隐以“熊”为氏,此可与姜齐的姓氏类比,《国语•周语下》谓姜齐之先四岳,“赐姓曰姜,氏曰有吕”。按索隐之说,楚芈姓氏熊,则与齐姜姓氏吕相同。然《齐太公世家》中只称太公吕尚,“太公之卒百有馀年,子丁公吕泿亻梺及立”。因丁公是太公之后实际上的第一个齐君,名前有氏,称为吕泿亻梺及,此后的齐君不再称为吕某,而《楚世家》却于熊绎之后,自整个西周至春秋前期二十余位楚君均称熊某,直到楚成王以后才有所改变,其时已至春秋中叶。两者如此之不同,故索隐谓“熊”在西周时代即为楚氏未必准确。《史记》所载各诸侯世家,凡北方诸国之君,或直称其名,或称某王某公某侯,或在某王某公某侯之后带上名,除特殊情况(如上述吕泿亻梺及)外,名前都不戴姓氏。前文已述及姜齐,其后田齐亦复如此,田氏自田敬仲完至田和,臣于姜齐,称为田某或称其谥号田某子。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田和立为齐侯,此后田齐国君,不再称为田某。赵魏韩三家,其先均以地为氏,其主称为赵某、魏某、韩某,或称其谥曰赵某子、魏某子、韩某子。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并列为侯,其主则称赵某侯、魏某侯、韩某侯;至战国中期,三家相继称王,其国君称赵某王、魏某王、韩某王,不再称为赵某、魏某、韩某,亦即不在国君名前加上姓氏。南方吴越之君,则称吴王某某、越王某某,也不在名之前加上姓氏。这种普遍的君名之前不戴姓氏的称述方式,楚国也不应例。而楚国君主则称熊某,这一独特的称呼很费人思考。
    近世出土的楚国文物中,发现史籍所载的“熊”,金文均作“[今/酉]”(上今下酉)。如:
      楚王[今/酉]章钟  [今/酉]章即惠王熊章
      楚王[今/酉]审盏  [今/酉]审即共王熊审
      楚王[今/酉]璋戈  [今/酉]璋即威王熊商
      楚王[今/酉]前鼎  [今/酉]前即考烈王熊元
      楚王[今/酉][干/心]鼎  [今/酉][干/心]即幽王熊焊
    近年发现的包山楚简中,鬻熊的熊也作[今/酉]。可知《楚世家》中的“熊”,原文当作“[今/酉]”,“[今/酉]”借作“熊”,商成祚《寿春新出土楚王鼎考释》谓:“熊读入喻钮,[今/酉]读入影钮,古读清浊不分,于声至近。”先秦楚语,与中原语音相距甚远,故到了汉代。楚辞已属难读,因之某些方言词语,文字通假之后,现在读来语音不同并不足怪。
    金文“[今/酉]”字,象人饮酒之形。“[今/酉]”当是一种尊贵的称号,正位饮酒,显示地位尊贵。犹先秦中原诸国祭神酹酒的长者称为祭酒,如此“祭酒”也就成为年长位尊的称号。在《楚世家》中,只有“穴熊、鬻熊”,“熊”字在人名之前,穴熊的时代,远在夏殷之世,其行事莫可踪迹。而鬻熊亦即鬻子或粥子,除《楚世家》外,还见于《鬻子》、《列子》、《淮南》等书,其时在周文王之世,其事亦约略可考。鬻子据传曾为周文王之师,在楚国历史上具有开源发派的地位。我这样设想,鬻子称为“[今/酉]”,是他作为文王师所获得的特殊尊称。他的子孙君临南国,把尊称移到了名的前面,而且当作了最高称号。《楚世家》中楚君之称“熊绎、熊渠”之类,与吴之称“王寿梦、王诸樊”,越之称为“王勾践,王 与”之类相同。可见在国君名前加上尊称,是南方诸国的共同作法。鬻熊子孙之所以把“熊([今/酉])”提在主名之前就是这个原因。西周时代,南方尚无中原地区统治者的谥法。故楚在西周,国君只称“熊某”。到了东周平王时代,熊通才抢去了中原至高无上的“王”的称号,也学会了中原的谥法。
    基于上述分析,为此我猜想:楚在西周时代已自有相当于中原地区“王”的称号,这就是“熊”,(其字当作[今/酉])。“熊”是楚国的最高尊称,不是楚人的姓氏。“熊”演化为氏,是东周时代的事。至于《春秋》、《左传》等书,称楚国君主为“楚子”,那是中原地区人站在尊王攘夷的立场,故意对楚国的轻视,楚人自己却明确地宣布,他们不与“中国之号谥”。不过到了东周之初,楚国的力量已强大到“欲以观中国之政”,所以“中国之号谥”他们也要“与”了。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求证。
    第一,自夏商以至春秋战国的统治者,凡获得一个地区世代相承的统治权,或获得一个世代相承的爵号者,莫不在他们的名前加上尊称或谥号。王朝统治者称帝称王如夏之称帝禹、帝启、帝太康,商之称武王汤、帝外丙、帝中壬,周之称文王昌、武王发、成王诵等等。中原诸侯国君的称呼,基本形式是谥号加爵称再带上名,如鲁考公酋、燕昭王平、陈胡公满、卫武公和、晋武公称之类。由于史有缺失,有的谥号、爵号和名字,间有缺漏。但没有谥号者不少,如周公旦、鲁公伯禽、宋公微仲、晋侯燮之类。名亡佚者更多,如燕除昭王父子、燕王喜外,多不知其名。其它诸国也有这种现象,但亡佚某统治者的最高尊称(爵称)却是没有的。南方吴越没有谥号,但他们自封的“王”称总加在名前,如前文已述及的吴王寿梦、王诸樊、越王勾践、王 与等等,无有例外。而楚自熊绎至熊通,一直“熊”了下来,一个不漏。如果“熊”不是一种称号,则唯独楚国君名之前没有尊称,这种例外令人难以理解。倘若我的猜想不错,“熊([今/酉])”是楚国独有的相当于中原地区“王”的称号,上述疑团就可以解释了。
    第二,如前所述,楚熊渠曾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此足以说明,楚君的尊称与中原地区不同。熊渠封其三子为王,如果他自身没有相当于王甚至在他们看来还高于王的地位和称呼,他怎么可能封其三子为王呢!
    第三,在中原地区,国号与统治者姓氏相同者,如赵燕韩,在他们的臣僚中,赵有赵豹、赵庄、赵固、赵奢、赵胜,魏有魏冉、魏章、魏齐、魏无忌,韩有韩举、韩徐、韩非之类的姓名;国名与统治者姓氏不同者,如田齐,在其臣僚中,有田忌、田单、田婴、田文等。此类与国君同姓而姓名连称者,比比皆是。而在《楚世家》,却没有楚国臣僚而称“熊某”者,只有继承君位者才能称“熊”。如熊渠的继承者为熊毋康,毋康当即熊渠长子康,继位之后乃称熊毋康。毋康早死,由熊挚红继位。熊挚红又称熊红,无疑即被熊渠封为鄂王的中子红,他只有在继位之后才在名前加“熊”字。又如熊严的长子叫伯霜,继位之后则称“熊霜”。熊霜少弟叫季徇,熊霜死后,由季徇继位,即称为“熊徇”。再如康王之弟弃疾,长期任楚廷要职,都只称弃疾,一旦夺得了王位,立即改为“熊居”,即楚平王。
    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个问题,既然“熊([今/酉])”是楚国的最高尊称,为什么熊通又要周平王尊他为王?这道理很简单,在熊渠的时代(西周夷王之世)楚国尽管已相当强大,敢于封其三子为王,但毕竟“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熊通已到了东周平王时代,楚国已在南方大肆扩张,而且已有力量向北方发展,“欲以观中国之政”,所以他需要中国的尊号,而且要周平王“尊”他,那口气是咄咄逼人的,周平王不听,他干脆自称武王,这与后世蒙古统治者称“汗”,一旦统治中国,便也称宗称祖,称为皇帝,道理是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史记•楚世家》中,在楚成王之前,对楚国统治者无例外都称“熊”,楚成王之后,却大多只称某王,只有少数几个国君在王号下仍带“熊”字,这是由于年代久远,名词概念发生了变化。楚自鬻熊至楚成王,已历时约五百年。而自成王至庄王,其时由东周之初到春秋中叶,是楚国全盛时期,“王”作为最高尊称已在楚国扎根定型,这些楚王们已志在问鼎中原,所以重视“王”的称号,而“熊”已退居其次。在楚人自己,并没有放弃这个习用的称呼,只是把它放在“王”称之后。出土的楚国铜器,如前文所述“楚王[今/酉]章钟、楚王[今/酉]审盏、楚王[今/酉]璋戈、楚王[今/酉]前鼎、楚王[今/酉]標干槼梻心鼎”等等,“楚王”之后仍称“[今/酉]某”。司马迁在叙述时,到成王以后,有的仍称“某王熊某”,有的只称“某王某”,把“熊”字舍弃了,出现了混乱的情况。
    第三个问题,我在前面所作的分析,是以《史记•楚世家》为根据的,论定楚国没有非最高统治者而称“熊”的。但《左传》却有非楚国国君而称为熊某者。如:
      熊率且比  见于桓公六年
      熊负羁   见于宣公十二年
      熊相宜僚  见于宣公十二年
      熊相[礻某]  见于昭公二十五年
     熊宜僚   见于哀公十六年
    关于熊相宜僚、梁履绳《左通补释》有一个解释,他说:“哀十六年有熊宜僚,故以熊为氏。此熊相是氏,特名同耳。昭二十五年有熊相泿[礻某],即其后。”如果梁氏之说成立,则熊相宜僚、熊相泿礻梺某是以“熊相”为氏,并不以“熊”为氏。同梁说相似,《广韵》注谓熊率且比之“熊率”也是复姓,同样与“熊”不相干。哀十六年的熊宜僚,白公胜的干将石乞曾说:“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此人又见于《庄子•山木》《徐无鬼》《则阳》、《淮南子•主术训》等书,称市南宜僚,可知其人为平民,与楚王族似无关。只有熊负羁,似确系楚王族。不管这些人是楚王族也好,不是楚王族也好,他们都是东周时代的人,与西周时代已有所不同。我的解释是,楚在西周时代,“熊”是楚国统治者的最高尊称,到了东周时代,,“王”已在楚国确立为最高称号,而“熊”则演化成了氏。中国有许多姓氏是由某种尊位称号演化而来的,其中“王”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有几千万姓王的,其实他们并不同源,他们出于各自“王者之后”,所以都姓王。《广韵•十阳》“王”字注云:“姓,出太原、琅邪,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北海、陈留、齐王田和之后;东海出自姬姓;高平、京北,魏信陵君之后;天水、东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者,殷王子比干为纣王所害,子孙以王者之后,号曰王氏。”天下有这么多“王者之后”姓王,那么楚国“熊者之后”姓熊,也就合乎逻辑了。
    如果我的试释不为无理,“熊([今/酉])”是西周时代楚国统治者的最高称号,也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楚国在西周时代的独特地位,中原各诸侯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我们就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历史。
              三
    自熊绎于周成王之时立国丹阳,即在周室之外别树一帜。自熊渠封其三子为王,事在公元前九世纪,早于中原各诸侯国称王达五百年之久。熊通自称楚武王,时在公元前七四O年,亦早于吴王寿梦一百五十五年,早于魏惠王三百七十年。《楚世家》谓武王之子楚文王迁都于郢,“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这些史实,足可以说明楚与中原诸侯,不处在同一行列,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自西周至春秋,楚与周是南北对峙、平行发展的两个政权。两者不同的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周王朝逐步衰微,而楚王国渐渐强大,北方逐步分裂,而南方渐渐统一。
    如前所述,有两位楚君宣称“我蛮夷也”。前者曰:我“不与中国之号谥”。后者说:我“欲以中国之政”。其与“中国”对立甚至藐视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而周惠王对楚成王的要求仅仅是“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其畏怯之情,见于言表。到了春秋时代,周王朝日益卑微,诸侯强大,已处于分崩离析之势,而楚王国却在大力开发南方,威凌北国。其时楚国并吞的小国,有史可查的即达四十五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栾贞子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其不见于史册者大于这个数目当不啻十倍。因史籍所载被楚灭亡的国家,基本上都在今湖北、河南境内,而楚开发大江南北,融合濮越蛮夷,其具体过程,所并小国名称,都是无史可查的。成王、庄王之世,楚国成为北国中原的巨大威胁,楚师到处,所向披靡。楚成王十六年(前656年),五霸之首的齐桓公率中原八国之师伐楚,齐桓公对楚使屈完陈诸侯之师并炫耀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毫不示弱,从容而又有力地回敬:“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左传》僖公四年)那声音何等响亮。这是春秋时代南北两大势力第一次试探性撞碰(其时楚国的对手已不是周王朝了),双方都有所克制,结果订立了召陵之盟。继起图霸的宋襄公,于楚成王三十四年(前638年)在泓水同楚师一碰即全军崩溃,从此一蹶不振。成王三十九年(前633年),晋败楚师于城濮,这是楚国北进第一次受到大的挫折。晋军的这次胜利,为周王室吐了郁积几个世纪的怨气,周襄王晋文公大肆嘉奖,其礼仪之隆重,在整个春秋之世,没有任何一个诸侯国君得此殊荣。晋文公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但只要楚子玉末死,他就心怀余悸。然而楚国并没有因此削弱,仍然不断攻灭中原小国。楚庄王八年(前606年)北伐陆浑之戎,亲至洛邑,观兵周郊,在江汉的浪涛中沐浴成长的楚军现在听到浑浊黄河的波声了。楚庄王公然问鼎之大小轻重,当王孙满告诚他“在德不在鼎时”,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为九鼎!”(《左传》宣公三年、《史记•楚世家》)那气势的分量也不下于九鼎。庄王十七年(前597)楚师救郑,饮马于河,大败晋军于河上。楚共五十六年(前575),晋败楚师于鄢陵。楚昭王十年(前506),吴军一度攻入郢都,这是春秋时代楚国遭受的最大失败。然而终春秋之世至战国前期,楚仍是神洲大地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原没有任何一国的实力可以与之相抗。
    战国前期,楚国仍在南方大力开拓。楚悼王时,有过吴起变法的插曲,可惜为时短暂,未能取得多大的成功。楚威王之时,东取越浙江以西地,使江东沃野成为楚有,又南遣庄泿足乔入滇,扩地数千里《战国策•楚策一》苏秦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阳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当时的楚国,北至中原,南连岭表,拥有整个江淮流域的广大地区。她北融华夏,南合蛮夷,不仅统一了南国山河,更融合了各个民族。
    楚民族具有无比坚毅的勇武精神。他们开始在丹阳一隅之地、汉水荆山的荒莽之间,不畏险阻,艰苦奋战。他们向四方开拓,可谓无往不胜,她的许多统治者奋发有为,楚国的征战常连不断。《左传》襄公十八年,楚康王欲令尹子庚伐郑,说:“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谷即位,於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康王把出师征战,当作“先王之业”,五年不出师即以为耻。楚国的将士在战场上很少有不竭忠尽责的,即使失败了也往往能以身徇职。尤其突出的是楚人的再生能力,他们的失败之后总能很快地振作起来。吴王阖闾入郢,楚昭王出奔,这是楚遭受的极大挫折。楚昭王在奔亡途中仍能率师灭唐,并且很快地复兴楚国。昭王之子惠王遭白公胜之乱,差点送掉性命,暴乱刚刚平息,惠王即“平陈而县之”。楚国到怀王顷襄王才开始滑坡,但就是怀王也还几度奋起,怀王虽缺乏才略,但并非孱主,后虽客死异国而倔不屈服,故楚人怀念,“如悲亲威”,甚至在八十多年之后,楚人仍假用他的名号来团结国人推翻暴秦的统治。怀王将士们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屈原在《国殇》中作了淋漓尽致的歌颂,即使是战死疆场,也还是“魂魄毅兮为鬼雄”。《九歌》虽是祭祀之歌,它的真正主题,不是歌唱爱情,就是讴歌勇武。和勇武精神相对的另一面就是宽厚。楚国吞并了如此之多的国家,这些亡国的民族又如此复杂,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末有过象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看到大量弑俘的记录。湖北社科院张正明先生在其所著《楚文化史》中说:“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楚国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极大的凝聚力,在广阔的江淮流域,建立成一个强大的王国,中国统一的大业,实际上大部分工程已由楚国完成。
    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当楚威王宣王时代,西方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变得强大起来,成为楚国的劲敌。《楚策》载苏秦说,当今之世,“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张仪也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秦楚对峙的形势,是当时有识之士之都明了的,但即使在那时,秦国的实力也远不如楚国,只有到了怀王顷襄两代,由于政治的腐败,策略的失误,才转现出秦强楚弱的局面,楚终至为秦所灭。秦始皇帝统一了中国,其历史功绩当然是必须承认的。但,应该看到:第一,如前所述,楚国为统一完成了大部分工程,不仅开辟了如此广阔的土地,而且更在于融合了许多的民族。第二,秦国的统一实际上只是一场尝试,曾几何时它就土崩瓦解。秦王朝统一的时间,和一场文化大革命相差无几,最终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仍然是楚国,不过不是那个芈氏王朝,而是楚国的英雄豪杰和广大人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陈胜是楚人,他建立的政权叫“张楚”,率江东子弟渡江而西,成为抗秦主力的项羽是楚人,他建立的政权称为“西楚”,总领群雄,收拾河山,建立一个空前统一的大汉王朝的刘邦也是楚人,刘邦的谋臣武将,除张良等少数人除外,也都是楚地英豪。试看陈胜起义以后,三晋燕齐的残余势力纷纷出笼,但他们依然腐朽怯弱,只想重温分裂割据的旧梦。只有楚人表现出充盈的朝气和活力,真正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丰功伟业。历史学家不要忽视,不管是项羽的胜利进军,还是刘邦的迅速统一,都是凭借了楚国八百年的经营,统一了大半个中国所奠定的基础。只要指出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在整个亡秦过程中,江淮流域的广大地区没有发生任何争战,反秦而楚,似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四
    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篇把老子创立的道家学派当作楚国的哲学,现在不少学者亦取此说,正象楚与周在政治上南北对峙一样,老子的道家学派和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是哲学上饶有趣味的南北对峙,孔子的殿堂无疑非常巨大,他总结了中原地区自西周以来逐步形成的政治伦理哲学,开创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派;孔子在当时的气派之大,对后世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先秦唯有老子似乎可以同孔子并驾,而且老子是更为典型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家。南国辽阔苍茫的大泽,汪洋浩渺的江湖,钟灵毓秀,似乎使人们特别富于幻想和善于深思。老子是中国的第一个用系统的理论去探索宇宙奥秘的哲人,老子认为宇宙有它的本源,这个本源“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老子》十四章),无法感知,但是客观存在,老子称之为“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二十一章)。老子认为,由道而生出天地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老子已认识到天地万物都有它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孔子罕言天,儒家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致力研究的是现实的政治伦理,对幽深邃远的宇宙自然不愿染指,探索宇宙奥秘成了道家的专利,老子以宇宙的本源曰“道”,曰“无”,曰“一”,与古代希腊哲人的宇宙本源学说,可谓东西辉映。古希腊泰勒斯认为世界本源是水,阿拉克西曼德认为万物的本源是“无限者”,赫拉克利特则认为世界是“一团永恒不息的火”。老子的“道”同阿拉克西曼德的“无限者”颇为相似。把宇宙万物的本源归之于一种无法感知的较为抽象的存在物,比归之某一种具体物质更有意义,更能启发后人去探索宇宙自然的根源。
    探索宇宙的本质、万物的原因,似是楚人的风尚。《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谓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惜这些书我们已无从考索。想必与中原典籍大异其趣。《鬻子》上说:“天地辟而万物生,万物生而人为政焉。”话虽简略,显然包含着一个辟天地生万物的过程。《庄子•天下篇》载“南方有倚人焉,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倚人就是奇人,屈原无疑是南方伟大的奇人,他在亘古奇文《天问》里,对天地万物、日月星辰、未来往古,提出了如此之多的问题,问及宇宙寥廊之外,思穷上下未形之时。《天问》表现了诗人强烈探求的愿望,更反映出楚人对宇宙片段的思考探索何等地深而且广,这与中原人士泥着于现实的风气,相悬何止千里!
    一提到楚国的文学艺术,我们的灵魂会立即飞腾起来。“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虽然是李白的诗句,但恍惚再现了一个《楚辞》的境界。就象北方的哲人永远站在现实的大地上而南国的哲人却矗立在宇宙的空间一样。北方的歌手活跃在现实生活里,南国的诗人却驰骋在他们的理想世界。把《诗经》和《楚辞》加以对比,风格意境的迥异是显而易见的。北方的诗歌里,不管是春波泱泱的河岸边仕女的嬉戏,还是矛戟森森的军营里战士的歌呼,都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人的关系。三百篇里没有神的位置。《生民》之类述说的也是古老的传说。即使在颂诗中,神也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而已。《楚辞》完全不同,楚国人一进入艺术境界,神就同他们在一起载歌载舞。我相信《九歌》《招魂》等不过是楚人祭神诗歌的遗留。楚国的巫歌一定普遍发达。阳阿薤露,白雪阳春,国中属而和者以千百计,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北方当然也是有神有鬼的,《左传》里鬼神就很多。但北方的鬼神和南方的鬼神有着质的不同。《左传》是无论厉鬼、冤鬼、怪物,无例外都是可怕的,他们总是和人对立,对人们兴妖作祟。《楚辞》中的鬼神却是人们的朋友,他们或是脉脉情怀,或是兢兢勇武,都具有人的感情,人的欲念,都是非常可爱的。举个有趣的例子。北方的河神曾两次对楚国君臣作祟:一是楚成王三十九年的楚将子玉索贿,一是楚昭王二十七年给昭王降灾,但楚国君臣两次都不买他的帐,甚至宁死也不承认他的权威。这个河神无赖之极,但他一“投奔”楚国,到了《九歌》里面,就变得俊美而多情了。同一河伯,在南北文学作品中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形象。在大诗人屈原的笔下,特别是在他的不朽巨著《离骚》里,那艺术的世界真是无限广阔,诗人可以奔驰于天上地下,悬圃昆仑,驱使着风云雷电,日月星辰。“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神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而离合兮,斑陆离而上下”。神在这里不仅不会作祟成灾,而且都成了诗人的仆御。在《楚辞》里面,人是自然的主宰,压倒了宇宙的一切。这种雄奇瑰异的艺术境界,是北方那些朴实的歌手们无法梦想的,如果用现代的艺术理论来表达,则《诗经》是现实主义文学,则《楚辞》是浪漫主义艺术。前者似平原秀野,旎旖芳菲,后者如峡水春江,奔腾澎湃,共同丰富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
             五
    由于古代留下的典籍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楚国的坟典多已不存,而且现存在《左传》《国语》甚至《史记•楚世家》等书中有关楚国的历史大多经过了儒家的熔铸,打上了儒家的烙印。楚国前期的历史,简略得近乎空白,即使后期的资料也不很多,楚国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大多晦而不明。先秦典籍中甚至找不到屈原的名字。以至这一代英豪千秋俊杰直到现代还有人怀疑,文献是如此的不足,致使楚国的历史、楚国文化的个性,被长期掩蔽,楚国王朝八百年艰难跋涉的历程,大多已埋没无闻。泱漭的梦泽,浩瀚的江流,南楚逶逦的秀水明山,隐藏着多少楚国历史的秘密啊!
    最有耐心的历史终于按耐不住,近几十年来,楚国的文明,不断从地下昌了出来,亲自来述说他们辉煌的往昔。1933年安徽寿县,盗发楚幽王墓。楚幽王是楚国倒数第二位国君,于楚灭亡之前五年去世,其时楚国已残破凋零,而墓中殉葬物尚数以千计。解放以后的四十年间,在湖北江陵县、当阳县、湖南长沙市、河南信阳县、安徽寿县等地发掘了上千的楚国墓群,出土了大量的楚国文物。1957年寿县出大楚怀王时代的鄂君启节,使我们得以窥见楚国的交通概貌,鄂君启舟车所及,北至河南、东至安徽、南至湖南全境。屈原流放,何以远至湘西如此偏僻之地,读了鄂君节也就豁然而解。1973年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发现三千年前的楚国古铜矿遗址,矿井最深达60米,遗存的炼道多达50万吨,专家们将发掘出来的炼铜炉复原,并用它炼出了质量很高的粗铜,面对烘烘的炉火,仿佛听到古代铜绿山的幽灵们在向我们证实楚庄王“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的豪言并非虚语。古代铜绿山人的业绩,比孔丘墨翟的洪论还要伟大,正是他们冶炼的青铜,成为历史前进的脚石,人类是胜利地渡过“青铜时代”才走向光辉的文明世界的。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发掘出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大型编种,其中还有一个独特的[今/酉]章,是楚惠王送给曾侯的礼物。这套编钟至今还能演奏,春秋战国时代悠扬激越的钟声,在地下沉默了两千多年以后,又在二十世纪的春阳响遏行云,美妙的音乐最为激动人心地述说着华夏和楚国南北文化交融的光辉业绩。从地下冒出来的这些楚国远古的瑰宝,启开了两千年的雾霭尘封,使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楚国,认识到了一种“新”的楚国文明,所以近年来出现了一个研究楚史楚文化的热潮,出版了一批颇价值的研究著作。但楚国的历史面貌毕竟模糊得太久了,许多楚国的史实仍有待发掘,对先秦楚国的典籍还需要重新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研究还仅仅是开始。我们需要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精神,去开辟楚史研究这一片苍茫辽阔的荒原,让曾经与西周平等发展,为中国的统一大业作出过伟大贡献的楚国的历史,还原其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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