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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姓  四川富顺自流井李氏族谱

若干悬念考略

若干悬念考略
  
  一、“麻柳屋基”祖籍考
  自恒泰始祖以来,世代均有“自流井李氏祖先来自湖南长沙府麻柳屋基”之说,而“麻柳屋基”具体在何处却不曾留下一丝线索,后辈儿孙亦无人知之!
  根据已知祖辈的文化底蕴,相信对于国家地理地名无自创误传的可能,
  故寻找先祖踪迹必然首先寻找“麻柳屋基”。二零零三年十月,自流井寻根人员查遍已知所有线索,均无缘相见族人后裔,也不曾遇见“麻柳屋基”知晓者。麻柳屋基谜底未能揭开!
  二零零四年初,囊括中华李姓名人的“中华李氏大典”一书问世,由书中查得湖南长沙籍李氏名人十一人,编者抱以一线希望而分别致函上述人员,希望发现了解或本身籍贯就是“麻柳屋基”的人。其中湖南长沙市人大付主任李海涛先生复函(见附件)称,经多方查寻,现长沙市范围内未见麻柳屋基地名,明清时期长沙府尚包括湘阳、湘潭、湘乡、益阳、醴陵、安化、茶醴等七地……。故此后寻找“麻柳屋基”应在此七地或其他县市进行。
  苍海桑田,变化万千!地名之演变,属地之更替,族人之离散,根系之误寻,使“麻柳屋基”成为难解之迷。李氏后裔当不懈努力,完成先辈们寻根宿愿,使本族断代历史得以弥补,使后人知道祖先,了解祖先,光耀祖先!
  
  二、恒泰公之父造反一说考
  相传恒泰公之父(国字辈之老主公,简称泰父,后同)自幼习武,武功了得,一根几尺长的大铁烟斗常带身边,十来个兵壮都奈活不了他……。又传其随余蛮子杀洋人、烧教堂兵败被俘,被杀于川南某县水口镇,家小亦因此案被逐出李氏祠堂。后来恒泰公之母(国字辈之老主婆,简称泰母,后同)带着十三岁的恒泰始祖离开了自流井……。这是一段流传百余年的重大族史。
  由恒泰始祖的享年知其十三岁时是清同治二(公元一八六三)年,然而据史料知余栋臣(人称余蛮子)反洋教起义是光绪十六至二十四(公元一八九零至一八九八)年,那么恒泰始祖一房因泰父一案受牵连与事隔三十年后的余栋臣事件显然应当是两个独立的事件。那么是否存在两种可能:
  一、泰父在一八六三年之前就曾参加了反对清政府的武装斗争,而且其影响足已使清政府倍感头痛。清政府奈何不了行踪不定的泰父,于是把仇恨发泄在其家人及宗族人等身上,这就出现了“逐出李氏祠堂”及恒泰公母子流离异乡一幕。恒泰公母子异地谋生后,泰父仍然在外进行着他的未竟事业,最终又出现了“跟随余蛮子反洋教起义”一幕。此间泰父未必知道一家妻儿流落在安岳,甚至或许并不知其尚在人间,于是便一心扑在反清灭洋的大业上,终至兵败被俘就义。“跟随余蛮子造反”、“水口镇被杀”一说也就在数百里之外的安岳恒泰房李氏流传至今。
  二、或许根本就没有“随余蛮子造反”一事,那是由于“余栋臣造反” 年代最近,影响最深,说来顺口,故先辈们以“余蛮子”而代之以所有反清起义事件。我们不妨看看历史对于发生在一八六零年前后云南四川的李蓝起义的记载:李蓝起义队伍以烟帮会党为主要骨干,义军首脑李短鞑系彝族人,蓝朝鼎俗称蓝大烟杆。一八六零年初克复四川自流井时,数万会党盐工灶夫揭杆响应,次年在合川二郎场(邻今铜梁水口场)经历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大会战。后来该队伍并入太平天国石达开部……。这里发生的时间、地点、兵器、战场等因素均与泰父传说相吻合,不得不让人怀疑泰父当年参加的就是李蓝起义队伍。而前面曾说泰父精武功,使用兵器也是一大铁烟杆,那么泰父在李蓝起义发生之前或许就已经是李蓝烟帮会党成员之一,投入李蓝起义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一种会党职责所在。如此观点成立,那么“逐出李氏祠堂”一举应当属于一种报复性的、政治性的清理;所谓“余蛮子”也是对于“李蛮子”的一种传误;而避开“反清”反提杀洋人则是先辈们为获得体面的政治面貌不得已而为之.。
  两种观点中,我们更倾向于后者,即恒泰公之父参加了太平天国李蓝所部而形成了相应的故事和系列之说。
  
  三、天主教与几度迁徙考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就泰父反清一案迁怒于其家小,其中是否有人曾被关押不甚清楚,然而“受到天主教人士庇佑”、“流落安岳石佛场”的事实却是可圈可点的。
  由恒泰李氏子孙对先祖的祭祀及先祖的婚嫁状况可以看出,恒泰始祖在娶前妻(国字辈之前主婆)之前是不信奉天主教的,那么天主教为何要庇佑一个犯有反清“大罪”而又非天主教教友的“罪犯”家小呢?这里我们不由得又想起了泰父与李蓝起义相关的假设,若该假设成立,那么“受到天主教人士庇佑”这一问题便不难理解,因为李蓝起义归属于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崇尚天主教。其次,泰父妻儿受到牵连后,身为一般家庭妇女的泰母何以知道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安岳能有容身之处?一路之上何处不能邦工挣钱,又何以带着十三岁的儿子(恒泰始祖)直奔安岳石佛场戚家堰呢?系列传说中不曾有过亲朋好友相助,那么是否可以理解这是拥有八方教友的天主教教会在有意牵线安排呢?应该说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
  而对于“官司”一事则可以这样理解:泰父一案及家人“受到天主教人士庇佑”后,恒泰始祖母子并未对天主教有所觉悟,故天主教对恒泰始祖一房与自流井族人的财产官司也充耳不闻。直到几经启发,恒泰始祖一门领洗奉教,天主教才师出有名地由安岳天主堂神父孙士谦干预这经历数十年之久的漫长官司(更主要的则是清王朝的覆灭、民国的建立),终于以“获现银若干”了结。
  老祖婆去逝后,不知何时,恒泰始祖一家迁至慈良桥东狮子岩下贺禹门老宅,佃田维生。“获现银若干”后,才购得慈良桥东尖山子足下宁家坝宁家房屋及田土,从此恒泰系李氏子孙世代在此生存繁衍并世世信奉天主教。
  
  四:李三长子其人与七大房考
  “幺房与六大房为自流井财产打官司”的说法在恒泰李氏一门中众口一词,然而这七大房是恒泰始祖弟兄间还是其父辈弟兄间的官司说法含混。如系恒泰始祖同辈弟兄,恒泰始祖应为幺房,那么名噪秦邓二沟的李三长子之人称从何而来呢?既同为泰父之子,为何其余六弟兄未受泰父一案牵连而稳操自流井原有祖业呢?显然该说法难以成立,“官司七大房”之幺房应为泰父一房也确定无疑。
  其次,李三长子既是恒泰始祖,那么其二位兄长为何不为人知呢?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泰父案发时,恒泰始祖的两位兄长早已逃离它乡,若干年后又曾寻来安岳,于是李家坆山湾中恒泰始祖墓右侧(与始祖二世孙周贵墓相邻)出现了两墓据传与恒泰始祖同辈的无名坆墓;也或许是泰母与其余二子相继来到安岳石佛场并在一起生活也不无可能,只是另外二子常往返流离在外(传为贵州)且无后人承传,故其人其事也就不再有流传了。当然这仅一厢猜想而已,但无论如何李三长子乃恒泰始祖其人已是勿庸置疑的了。
  
  五:月宴之说考
  先辈们(安岳恒泰房)口中曾有“自流井李家富裕得很,一个酒宴办了一个多月,凡是姓李的都可以参加……”的说法,其赞许的口气显然是指恒泰始祖同族之人之事。根据自流井史料记载,相当于当地盐业商会的“四友堂”也有过同样的盛况,其第二任总办李祥庵(卒于一八七四年)、第三任总办李德山(卒于一八九零年))死时仅丧费就分别花去白银数万两,而李祥庵之妻丧事则持续了一月之久,期间凡过路李姓人等均可赴宴。这是对当年自流井的繁华和盐商的奢侈的描述。
  两种月宴说法是同一回事吗?“四友堂”之月宴在自流井已是旷古未闻,其盛况、其奢侈也为自流井历史志刊丛书所传载,然而却未曾有过其他的月宴记载。难道此月宴即彼月宴?难道此李即彼李?而已经查明“四友堂”之李氏来自于河南固史县,那么如“此李即彼李”又置“麻柳屋基”于何地呢?此乃令寻根者困惑之迷,留待有志于此者解拆吧!
  据自流井史料记载,“四友堂”之月宴发生在一八七四年前后,而此时的恒泰房李氏早已在安岳生根,这说明了一八七四年之后安岳恒泰房李氏与自流井族人有过信息往来。该信息的传来,又让我们联想到李家坝上院坆山湾的两墓据传与恒泰始祖同辈的无名坆墓主人,因为由墓地选址说明该二人逝于民国初年,该二人此前或许由自流井而来,或曾回过自流井,均有带来阔别已久的家乡信息的可能。
  
  恒泰始祖三氏孙李国华
  公元二零零五年四月
  

族谱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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